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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美国务院女官员如何被中共特务盯上(上)(图)
    60岁即将退休 掌握高度机密17年 为家人追梦被套
    (林燕, 大纪元, 4/08/2017)



    华邮披露,美国联邦调查局(FBI)2016年夏天曾获得法庭发出秘密命令,去监听当时川普(特朗普)竞选总统团队的外交事务顾问佩吉(Carter Page)。(MANDEL NGAN/AFP/Getty Images)


    【全球审江大联盟讯】3月底美司法部对一名美国国务院女官员充当中共间谍、涉嫌“威胁国家安全”进行指控,此案被外界评为继斯诺登(Edward Snowden)之后的又一大案。

    细读指控书,不仅会被大量的细节震撼,还能一窥中共特务机构的真实运作。一切都是从“朋友”开始,为了圆家人的“时尚梦”,她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,收受“朋友”的帮助,自然心存感激;但这朋友并非善类,只是用诱饵引她入套;在诱惑与伦理中,她一度失去平衡,选择了用国家的“机密”换自己的利益;她也有过挣扎和害怕,但是一上贼船、怎脱身得了;直至最后意外被查、露出马脚。

    人物介绍

    克莱伯(Candace Claiborne),1999年进入国务院工作,第一次的工作地点就是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。在出发去中国之前,她完成了外国服务机构(FSI)的普通话训练,于2000-2003年在经济大使顾问的管理专员办公室,以及大使馆的安全工程中心工作。

    此后,她调去上海的驻华领事馆工作(2003-2005年)。随后去了阿根廷和伊朗,然后她又回到北京工作(2009-2012年)。也就是说克莱伯熟悉中文,在中国前后工作了8年。

    之后克莱伯被调回华盛顿总部,再派往苏丹,直到2015年8月,返回华府工作。被调查前,她的工作职责是负责为办公室主管、部门主管以及六行动官员提供全面的行政支持,后者跟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类似。

    一切都是从“朋友”开始

    一切都是从2007年开始,那时候他们只是“朋友”。克莱伯与中国特务的交集是从她的家人——A某身上(美国公民,起诉书有抹掉相关信息,从常理上推断A某很可能是她儿子,以下仍称家人)。

    据悉,从2007年开始,克莱伯一家认识了一个中国进出口商、在上海经营水疗和餐厅业务的B某(中共特务),成为朋友。当时她的家人A某给B某发邮件,希望后者帮他在中国找一份教英文的工作。A某当时21岁、大学毕业;所以克莱伯(50岁)就拜托B某帮助;然后第二天,B某就帮A某在上海微笑星学校(Smiling Star School)找到一份教职。

    同年12月底,克莱伯也有告知B某,想让A某在中国学习时装设计。但是现在的困难是A某的大学学费没着落,“他需要有地方住、还需要机票钱,你有什么建议吗?”

    整个2008年,克莱伯、A某以及B某都在谈论A某能在中国找到的工作机会,看上去跟普通好朋友差不多。

    到了2010-2011年间,A某和中共特务B某之间有大量的邮件往来,都是关于申请艺术学校的内容。此期间克莱伯在北京工作,A某还在美国,而B某在上海。

    2010年7月,克莱伯出差去上海,在万豪酒店(JW Marriott)与B某见面,具体聊了什么内容不详,但两人有特意留影纪念。8月,克莱伯告诉家人“钱现在有点紧。”并说在她回国时,会尽力把债务都补上。这似乎预示著接下来会有事发生。

    第一个任务 探听美对中战略底线

    但这一切貌似很正常的关系,到了2011年有了实质性改变。当年5月9-10日,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由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拜登(Joe Biden)以及中共副总理王岐山参与,中共情报机构急切地想要打听出美国的底线。可能觉得克莱伯这条线“成熟”了,他们开始向克莱伯打听“人民币汇率以及美国政府对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反应”。

    到对话结束后(5月10日左右),B某立即给她发邮件说,想要知道“美国政府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的内容以及时间表”,并进一步表示如果美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,美国政府会对中共政府如何施压,要求克莱伯报告“美国高级官员对这一问题的内部态度”。

    5月18日,克莱伯发邮件给B某,认为收到的信息是否有用,B某明确告诉她,“想要一些从网上找不到的东西”,并且要求她弄好了、不要通过邮件发送,以免被人通过网络查到,最后B某亲自飞到北京、取走这些资料。

    在要克莱伯动手之前,中共特务B某已经提前付款,4月克莱伯的美国账户汇入一笔2,480美元的款项。根据起诉书,这笔汇款是从中国银行(香港)汇出,汇方是三洲船务有限公司(Delta Shipping Co. Ltd),备注一栏写着:From Shanghai。根据网上查出的资料,该公司2003年注册,属于香港私人股份公司,运营9年后(2012年)注销,然后同年又有另一家公司道达航运(中国)投资有限公司,也使用同一英文名字注册。

    而在克莱伯收取这笔钱的前一个月,美国国务院刚刚发出规定,美国各大使馆或领事馆雇员只要接受外国政府350美元以上的礼物,就需要报告,有形和无形的礼物都包括在内。当然,老抱怨钱不够花的克莱伯没有报告这笔礼物,她在日记中写到:一年可收2万(从B某),还可以帮助A某在未来完成海外学业以及达成职业目标(当时A某还在美国)。看的出来,在伦理与金钱之间,克莱伯第一次偏向了后者。

    开弓哪有回头箭 共收数万礼物

    克莱伯作为美国国务院雇员,曾接受多次反情报培训,她也很清楚B某和随后出现的C某都是中共特务,她也知道以自己的国务院薪酬根本不可能负担家人追逐“时尚梦”。在钱的诱惑下,她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趴下。

    到2012年,克莱伯又经B某引荐给C某,C某自称是中共情报机构人员,以后一直到2016年,克莱伯持续将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立场以及应对底线等通过邮件、见面等方式,发送给中共情报机构的B某和C某。(起诉书中为隐私问题,没有透露共犯A某、中共特务B以及C某的姓名,但有提及B某和C某是为上海安全局工作,从2011年开始为克莱伯和A某提供大量礼品)。

    每次中方在获得情报前后,都会给克莱伯或她的家人A某直接汇款作为报酬;而对克莱伯和家人的各种经济需求,都是各方满足,比如提供多次国内或出国旅行或购买iPhone、电脑等支出,以及负担A某2012-2013年在上海一美术学院的学费、生活费、住宿费。甚至当A某在中国犯事,中共特务B某和C某出面介入,阻止警察进行调查,最后让A某“全身而退”,这足以见得B和C在中国的权限绝非普通人。

   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档案记录,克莱伯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,收取了中共情报人员送予她及家人的总价值数万美元的礼品、现金、电子产品、旅游招待、一间公寓及家人在一所中国时装学校的学费和生活费,仅最后一项就近6万美元。

    害怕?想要抽身却被家人“坑”

    但是这些年来,克莱伯也对这层关系感到害怕。她知道一旦事情败露,她得面临什么,那将是沉重的代价。在家人憧憬中国“时尚梦”的时候,克莱伯就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对劲,她有跟家人商量,但是家人不听,反而把她给“坑”了。

    当时克莱伯对A某说,“我真的不想自己或你的脖子套在绳索里,但是已经有人对你这么做了。”但家人A某铁定认为中共特务B某是真心实意帮他,所以回复克莱伯:“你跟他(指B某)是你的事,我跟他是我的事,我知道他能助我成功。”然后A某背着克莱伯跟B某联系,跟B某配合给克莱伯施压,最后逼得克莱伯只能认了,甘心被拖进泥潭。

    为避免越陷越深,克莱伯开始躲闪,但是她完全没料到她摆脱不了控制。她曾警告家人A某:“我不想他们(指B某和C某)参与你的每一步,还有知道细节……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”但是A某都固执地当没听见,继续我行我素。

    到2014年,克莱伯更是说自己要退休了,并告知家人A某:“我不想你继续寻求他们的帮助,然后把我拖下水”。结果A某居然回复:“事实上是B某已经找上你,跟我无关。B某找你是他自己的意思,为何你老说我拖你下水。反正你得全部处理干净,不要把我扯在其中。”估计克莱伯听到这话,肠子都悔青了。

    (待续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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